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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貿易保護禦外不如自強
【產業】文=梅新育中國不應違背經濟規律來限制煤炭進口，這不僅損害國傢信譽，而且將幫助國際煤炭產業集中，養虎為患。中國真正要做的是優化國內煤炭產業和運輸配套。通過限制進口煤炭來挽救國內煤炭市場景氣的思路忽視瞭貿易商的規避措施和替代能源的影響，因此其效果殊堪質疑。倘若選擇以環保名義限制低熱高硫劣質煤炭進口，中國因此遭受的“貿易保護”指責會少一些，但規避的難度也要低很多。煤炭生產和貿易商可以先將進口煤炭運到中國為數眾多的保稅庫、保稅區之類“境內關外”的海關特殊監管區摻配，然後完成進口；或是先在國外其它場地混配再運到中國。反正中國最終用戶在使用劣質煤時都要經過混配，此舉效果無非是將原來在燃煤電廠完成的混配工序提前到瞭國外或中國的保稅區、保稅庫，達不到限制進口的目的，徒然給最終用戶增加幹擾而已。正因為如此，有業界人士認為，國傢能源局醞釀中的《商品煤質量管理暫行辦法（意見稿）》如果付諸實施，對國際煤炭出口商的影響即使存在，最多也隻能維持兩個星期。事實上，我們應該做的不是違背經濟規律企圖無謂地用關稅、環保等工具限制煤炭進口，並因此而損害中國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的信譽；更不宜采取“煤電互保”、限制外省煤炭進入之類的手段割裂國內市場，而是應該立足開放經濟，抓住煤炭行情下跌的機遇，對內調整優化中國煤炭及相關產業。限制進口煤的“虎患”鑒於中國已經連續兩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煤炭進口國，占國際煤炭貿易量（10億噸左右）的近30%，中國倘若實施這種大貿易商有能力規避而小貿易商無可奈何的措施，將重創海外中小型煤炭生產和貿易商，卻不傷海外大生產和貿易商筋骨，而且為其創造廉價抄底收購中小型同行或坐視其破產退出的機會。從而幫助海外煤炭生產商和貿易商實現集中，進而增強其未來面對中國買傢時的市場地位和談判能力，這一結果顯然有違我方利益。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中就提到，印尼是全球最大電煤出口國，如果中國按當前計劃實施《商品煤質量管理暫行辦法（意見稿）》，印尼1/3的對華煤炭出口可能受阻，數以百計的印尼小型生產商基本上沒有資本開展洗煤並改善品質，也很難在中國市場之外開辟新的銷售渠道。但Bumi Resources和Adaro Energy等印尼大型煤炭生產商有能力將較低品級和較高品級的煤炭混合在一起以滿足中國可能的新要求，而且還可以隨時進入印度等其他潛在市場。在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中國國內煤炭企業不應追求獨享當前國內銷售市場的目標，而應當追求在較長周期中與進口煤炭分享國內銷售市場、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目標。如果通過貿易保護手段限制煤炭進口，中國距離主要消費市場位置較近、開采難度較低、條件較好的煤礦資源將加速耗竭，屆時我們將面臨更大壓力開放煤炭進口，而且海外煤炭供應商的市場地位將比現在強得多，有能力向中國索取較高價格。換言之，我們必須在兩種結果中選擇：其一，繼續實行煤炭自由貿易，海外煤炭供應商市場地位不強，隻能被動接受中國市場定價；其二，限制煤炭進口，抬高國內煤炭價格和下遊產業及國民生活成本，短時期後不得不開放煤炭自由貿易，海外煤炭供應商強勢索取、維持較高價格。這兩種局面何者更為可取，不言而喻。由此推而廣之，中國在制定可能影響進口的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其對中國進口貿易市場地位的影響。為瞭中國自身的長期利益，我們的進口政策應當有助於保持海外供貨商的分散，而不是幫助其實現集中。在新世紀以來的十年初級產品牛市中，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三大礦山公司對國際鐵礦石市場的壟斷讓中國鋼鐵產業付出瞭沉重代價；如果說三大公司壟斷國際鐵礦石市場的格局在中國躍居世界最大鋼鐵生產國和最大鐵礦石進口國之前就已經形成，中國隻不過是被動的承受者，那麼，在其它初級產品領域，中國不能用自己的巨大進口購買力去扶植形成新的國際壟斷巨頭，使之具備訛詐、勒索中國的能力。如果直接對煤炭進口加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煤炭貿易商無論規模大小均難以規避，但中國要因此而承受較大的“貿易保護”指責壓力，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無形資產損害較大。而且，煤炭相對價格由此提高，相對於其它能源的性價比下降，最終用戶必然由此更多地選擇使用其它能源，減少消費煤炭。須知煤炭業的“黃金十年”很大程度上源於油價上漲，能源消費由此更多地轉向性價比大大提高的煤炭和其它能源。而在整個初級產品行情下行的環境裡，煤炭價格堅挺甚至回升，意味著其相對於其它能源的性價比下降，一部分能源消費必然從煤炭轉向其它能源，能源消費增量的這種轉變將尤為明顯。自強才是正途在調整優化中國煤炭及相關產業方面，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在煤炭行業強力推進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從而增強煤炭行業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力。首要任務是推進煤炭產業重組，壓縮過剩產能，關停並轉技術、安全、環保不達標的小型煤礦；減少原煤，提高洗選煤炭比例。煤炭產業目前的困境，相當一部分源於持續高強度投資所形成的產能過剩。在“十一五”以來的7年中，煤炭行業投資總額高達2.27萬億元，過度樂觀的市場預期，驅使過多資本湧入這一產業，形成瞭過高的產能，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產能技術落後，效率低下，加之中國煤炭資源稟賦存在的問題，成本居高不下，致使中國擁有一批全球成本最高的煤礦。在煤炭牛市期間，關停並轉遭遇巨大阻力；熊市則為產業重組、壓縮不符合技術、安全和環保不達標煤礦創造瞭適宜的外部環境。礦產資源產業與制造業不同，關停並轉、壓縮一部分產能並不會導致本國地下資源流失和永久性喪失生產能力，沒有必要在熊市期間付出虧損、財政補貼等項代價而強求維持產能。經過重組，隨著海外資源消耗減少，海外生產成本上漲，國內生產的商業可行性將隨之提高，一旦下一輪牛市到來，或因戰爭、動亂等原因而有必要提高國內產能時，恢復和提高產能並非難事。在推進煤炭產業重組、壓縮過剩產能的進程中，我們需要關註和排除腐敗的幹擾，並利用這一機會推進反腐敗鬥爭。礦產資源牛市也是腐敗高發的“牛市”，古今中外皆然；中國煤炭產業的“黃金十年”的一大副產品就是煤炭產區腐敗規模和程度的大幅度上升，除瞭收受賄賂之外，煤炭產地和相關部門不少官員還違紀持有煤礦股權（包括幹股）。小煤窯違章生產、超采、礦難、運輸超載……等問題之所以久治不愈，無不是腐敗作祟所致。某些地方政府之所以急於采取地方保護主義措施或財政補貼為本地煤炭企業“解困”，除瞭那些雖然有悖經濟規律卻能夠擺上桌面的動機之外，不排除某些官員是因為本人或傢族與低效率中小煤礦有利益關系，方才假公濟私。其次是提高資源開發與利用效率，推進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回收，藉此提高整條煤炭產業鏈收益，降低成本。其一是改進煤炭洗選、加工轉換的效率及資源回收。其二是激勵煤層氣開發與綜合利用，推進煤炭地下氣化技術研發應用，提高煤炭產業收益，降低成本。第三，我們需要抓住煤炭行情下行和鐵路體制改革的時機，優化煤炭運輸格局，大幅度減少汽車運煤數量，提高煤炭運輸中鐵路運輸占比，推進資源開發專線建設與運營。在煤炭業十年牛市期間，中國公路運輸煤炭數量猛漲，形成瞭“用燃油換煤炭”的極不合理的煤炭運輸格局，既降低瞭能源消費效率，又因為公路運輸成本遠遠高於鐵路運輸而大大提高瞭煤炭成本，還造成瞭嚴重的堵車問題，並由此衍生出交通路政等部門的腐敗等一系列問題。根據筆者走訪太原鐵路局時取得的數據，鐵路、公路、航空單位運輸量平均能耗比為1︰8︰11，鐵路、公路、航空貨運完成單位運輸量的能耗比為1︰1.3︰3。根據有關數據顯示，在2010年煤炭物流成本就占到煤炭價格的30%-40%，公路運輸成本為200元/噸以上；再考慮到京藏高速、110國道等煤炭公路運輸幹道近年來運煤車流量常常超過公路設計流量上限一半甚至一倍，堵車高峰時期堵車路段動輒長達數十公裡乃至120公裡以上，以至於贏得“世界最大停車場”稱號，公路運輸煤炭的社會成本就更高瞭。通過鐵路貨運組織改革，提供更佳服務，將煤炭運輸市場更大份額吸引到鐵路上；通過改革鐵路投融資體制，加快推進面向煤炭產業的資源開發性鐵路建設，實現煤、路、港、電縱向一體化運營以提高經營效率；我們就完全有希望借助煤炭熊市的機遇優化煤炭運輸格局，從環保、成本等各方面為這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夯實基礎。為瞭踐行煤、路、港、電縱向一體化經營策略，抓住時機加快推進建設面向煤炭產業的資源開發性鐵路，鑒於熊市期間煤炭企業財力下降，可以招攬金融資本作為財務投資者進入，引導資本流向實體經濟部門，將中國金融市場發展與實體經濟部門發展結合起來。煤炭仍是優勢的基礎不僅煤炭，擴大進口其它初級產品、充分利用海外資源都對保持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無論是農、牧、林、漁業資源，還是礦產資源，都是如此。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許多資源的供需之間存在無法彌補且日益拉大的巨大缺口，也是因為中國不少初級產品資源數量雖不少，但品位不高，開采難度大，成本高。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從鑄造國內產業總體競爭力的視角考察資源狀況，資源開發成本的國際競爭力比資源擁有量更有意義；也正是從全球初級產品市場的角度看，中國許多煤炭、石油、金屬資源在現階段並不具備開發價值，取得海外適用、優質原料遠勝於株守國內低品位資源。考慮到中國礦產資源區域分佈不平衡，大宗礦產普遍遠離經濟中心和海路，運輸成本高；還需要結合國傢安全戰略，保留部分資源的戰略蘊藏，充分利用海外資源的意義就更大瞭。在實踐中，與制造業驅動的經濟增長相比，初級產品行業驅動的增長具有一系列無法克服的弱點：經濟波動性強、加劇收入分配失衡和兩極分化、資產泡沫嚴重、加劇社會矛盾，等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對這些國傢和地區經濟影響也顯示出瞭兩面性：一方面，正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擁有豐富資源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得以充分發掘這一輪商品牛市給他們帶來財富的潛力，因為更低的貿易壁壘幫助他們的資源打開瞭更多的市場，更加自由化的資本流動則為開發他們的資源提供瞭更多必要的投資。另一方面，也正是同一因素使得他們的制造業要麼在萌芽之中就被扼殺，要麼在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的基礎上遭遇“非工業化”倒退。不僅遭受瞭蘇聯解體毀滅性打擊的俄羅斯如此，不曾遭遇國傢分裂大動亂的巴西也不例外。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之上，為瞭落實上述策略，提高擴大初級產品進口的收益，我們要註意和推動以下幾點：首先是在保證質量、交貨、服務等標準的前提下，用我們的購買優先推動海外非壟斷供應商、特別是中小供應商發展，避免促進海外供應商的集中，以免養虎為患，增強其未來面對中國買傢時的市場地位和談判能力。繼續積極穩妥發展“進口導向型海外直接投資”，亦即投資者以母國為目標銷售市場而開展的海外直接投資，讓中國國內投資者分享煤炭進口增長的收益；並通過這類投資帶動中國勞動力和資本設備的輸出。一般而言，海外資源開發直接投資應當奉行反周期策略，以求降低投資成本與風險，初級產品熊市正在為我們實施反周期策略創造條件，不僅投資項目價格趨向下跌，投資東道國朝野社會對外資的要求也會趨向靈活，減少過高、過分僵硬而違背商業合理性的要價。中國政府需要從投資協定、海外投資保險（放心保）、創建境外中國經貿合作區等方面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創造良好環境，同時有必要引導、組織國內投資者赴海外投資。特別是對在國內煤炭產業重組中退出的中小投資者，可以考慮以合適形式引導、組織他們轉戰印尼等國，緩解、消除進口增長和國內產業重組的沖擊及阻力。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3-11-08/1594972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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